冰心的夫君吴文藻与梁思成同为清华学校1923级毕业生，且二人在清华同一寝室，属于古义中真正的“同窗”。林徽因与冰心皆福建同乡，两对夫妻先后在美国留学，只是归国后的吴文藻、冰心夫妇服务于燕京大学，梁、林夫妇服务于东北大学和中国营造学社。这期间两对夫妇至少在美国的绮色佳，也就是当年陈衡哲与任鸿隽谈情说爱的地方相识并愉快地交往过。只是时间过于短暂，至少在1933年晚秋这篇明显带有影射意味的小说完成并发表，林徽因派人送给冰心一酝子山西陈醋之后，二人便很难再作为“朋友”相处了。 　　2001年12月6日，陈学勇在《文汇报》发表了《林徽因与李健吾》一文，文中抄录李健吾抗战胜利后写的《林徽因》一文，陈学勇的借题发挥之作一经发表，立即在文化、学术界产生了反响，王炳根看罢感到“有些不舒服”。于是，文如泉涌，一口气写成《她将她视作仇敌吗？》一文，对李健吾与陈学勇之观点进行了尖锐的批驳。王氏认为冰心与林徽因并未结怨，更不是仇敌，反而是要好的朋友，冰心与林徽因的交往有三重背景：第一是林与冰心的祖籍同为福州。第二是她们二位的丈夫是清华住一个宿舍的同学，由于梁思成遭遇车祸，比吴文藻晚了一年出国。1925年暑期，已是恋人关系的冰心与吴文藻（二人同一条轮船抵美留学）到胡适曾就读过的康奈尔大学补习法语，梁思成与林徽因也双双来到康奈尔大学访友。于是两对恋人在绮色佳美丽的山川秀水间相会，林徽因与冰心还留下了一张珍贵的生活照。从照片上看，几个人正在泉水边野炊，冰心着白色围裙，手握切刀正在切菜，而林徽因则在冰心的背后，微笑着面对镜头。第三是冰心对梁任公非常敬重，梁启超对冰心自然也呵护有加。冰心特别喜欢龚自珍的“世事沧桑心事定，胸中海岳梦中飞”一句诗，梁启超便锦上添花地手书此诗赠与冰心，冰心将其视为珍宝，60余年一直带在身边，每到一地便悬于案头，直至离世。王炳根说：“因了这三重背景与关系，同时考虑冰心的一贯为人作风，我想冰心与林徽因之间应为朋友，而非仇敌。” 　　另外，1992年6月18日，因为王国藩起诉《穷棒子王国》作者古鉴兹侵犯名誉权的事，中国作协的张树英与舒乙曾拜访冰心，请她谈谈对此事的看法。冰心在谈了原告不应该对号入座后，便“不知道是她老人家因为激动，还是有意思留下一句话，忽然讲到《我们太太的客厅》，冰心说：‘《太太的客厅》那篇，萧乾认为写的是林徽因，其实是陆小曼，客厅里挂的全是她的照

很多人采访老一辈革命家陶铸的女儿陶斯亮，都会以讲她妈妈开头。大家脑海里对女红军的概念停留在坚毅的中分齐耳发、洗得发白的红军上衣、冒脚趾头的草鞋，当看到留着浪漫温婉齐肩发、裹旗袍、踩细高跟鞋，在革命时期的曾志时，都会感慨曾志长得太漂亮了。在陶斯亮记忆里，曾志永远都穿着半高跟鞋，哪怕是爬山。 　　不过，让更多人唏嘘的是，即使在延安也把自己收拾得很漂亮的曾志，在“文革”陶铸去世后，“不爱惜自己了，简直比我们家的保姆阿姨还阿姨。”有一次，曾志到广州参加一个活动，陶斯亮到机场接她，见她穿着一件旧上衣、一条格子裤、一双小红皮鞋，款式、颜色搭配都很怪。“我问她怎么会穿这样的衣服出门。她说，鞋子是阿妹（陶斯亮的女儿）丢进垃圾桶里她捡回来的，一点儿也没坏，裤子也是他们准备扔的，也看看能穿，扔了太可惜。” 　　陶斯亮不可思议“她怎么变成这个样子了”，“解放后，她也是正部级待遇，她却好像刻意保持那个年代的东西，与现代抗争。”年老的曾志总在厨房忙碌，伙食节俭得出名。陶斯亮不挑肥拣瘦，但孙儿辈却常常“逃饭”，因为他们实在忍受不了那些粗茶淡饭和“前赴后继”的剩菜。“饭桌上，妈妈总是带头吃剩菜。多年来，我没见母亲吃过鸡腿，都让给孩子和我吃。”

小人进而君子退者，无他，用才而不用德故也。 德者君子之所独，才则小人与君子共之，而且胜焉。语言奏对，君子讷而小人 佞谀，则与耳习投矣。奔走周旋，君子拙而小人便辟，则与目习投矣。即保事考劳， 君子孤行其意，而耻于言功，小人巧于迎合，而工于显勤，则与心习又投矣。 小人挟其所长以善投，人君溺于所习而不觉，审听之而其言人耳，谛观之而其 貌悦目，历试之而其才称乎心也。于是乎小人不约而自合，君子不逐而自离，夫至 于小人合而君子离，其患岂可胜言哉！

小苹果——舒乙 　　不论是吃自助早餐，还是在商店里购买，柏林的苹果一律都是小而又小，绝对属于“歪瓜裂枣”一类的。根本不像我们水果摊上卖的那样，又大又漂亮，而且外表越是漂亮价钱越贵。当然，越大越难吃，夸张一点，味同嚼蜡。柏林的小苹果样儿丑，可是好吃，味儿冲。 　　恍然间，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事物的发展往往是转圆圈的，转着转着就又转回去了。有的水果一开始又小又丑，随着科技的进步，又是化肥，又是农药，甚至还有什么激素、催肥剂等等，把水果搞得又大又漂亮，表面文章做得足而又足，就是一样：十分难吃。想想那些大草莓，外表极其可爱，吃到嘴里却只有伤心的份儿。 　　物极必反，德国人终于明白了，勇敢地把大苹果坚决地赶出了市场，不再培养这些漂亮货，全部是天然的小苹果，小而丑，却极好吃。 　　跟别人学往往走弯路，往往慢半拍。别人走入误区，你也走，别人走出来了，你却还在大干，火得很。我们市场上的大苹果、大草莓都属于此。

做母亲是值得的 　　 　　新的研究发现，胎儿回报母亲最令人吃惊的是其干细胞可以穿过母体的血脑屏障。所谓血脑屏障是大脑毛细血管与神经细胞交换物质的地点，一般情况下很多物质难以通过大脑的毛细血管壁而进入大脑，但是胎儿的干细胞却可以轻而易举地通过血脑屏障进入大脑。一旦进入大脑后，这些胎儿干细胞就可以分化成长为成熟的各种脑细胞。 　　比如，胎儿干细胞可以成为成熟的神经细胞，在大脑中传递信息或把信息传递到全身。还有的胎儿干细胞可以发育成大脑中的胶质细胞(包括星形胶质细胞、少突胶质细胞和小胶质细胞等)，它们起到支持、营养和修复神经细胞的作用，神经胶质细胞还参与血脑屏障的形成。因此，母体内胎儿干细胞将成为治疗母亲老年痴呆的重要基础。 　　只是，迄今在母亲血液和其他器官中发现的胎儿干细胞数量还比较少，而未来的研究就是要发现到底有多少胎儿干细胞能进入母亲的大脑和其他器官，怎样发现和挖掘它们的潜能，并促使它们在病变部位迅速生长为同一类型的细胞。 　　已有的研究表明，母亲的免疫系统有时是与孩子的免疫系统相互排斥的，而胎儿的干细胞能进入母体似乎可以引起两种情况。一种是通过干细胞的生长缓解母亲的一些疾病，包括自身免疫疾病(免疫系统把自己的器官和组织当作异物来排斥)，如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症等。 　　另一种作用就是，胎儿干细胞留在母体内产生副作用，因为母体的免疫系统会把它们当作异物加以清除，这就可能触发自身免疫疾病。当然，现在还没有这种情况发生，说明胎儿干细胞留在母体内主要是为了帮助母亲。 　　那么，为什么胎儿的干细胞会进入母体内呢?尽管现有的研究不能直接对此予以解释，但从进化和生物个体之间的关系也许能解释这种现象。既然胎儿干细胞进入母体是为了修复母体的病损器官和组织，帮助母体治疗自身的创伤，这就不仅有利于母亲，而且会有利于胎儿自身的发育并成功地生存下来，母体健康，自己也会健康。这是生物群体中的助人也是助己原则的一个生动体现，即使是母亲和孩子也必然要遵循这种关系。 　　所以，母爱如山，母恩难以报答，但是作为自然规律，儿女总会以不同的方式回报母亲，比如把自己的干细胞留存到母体内。因此养育孩子并不仅仅只有投入和付出，还有孩子的回报。从这个意义上讲，做母亲总是值得的。

中国古代的《养生论》中说：“春三月，每朝梳头一二百下。”说的是两重意思，一是梳头可以养生，二是春天这个季节适合梳头养生。 中医认为，经络遍布人的全身，人体内外上下，脏腑器官的互相联系，气血的调和，要靠这些经络起传导作用。人的气血靠经络而通达全身，发挥其生理效应，营养组织器官，抗御外邪，保卫肌体。而人的头顶有“百会穴”，就是因经络直接会集头部，或间接作用于头部而得名。 因此通过梳头，可以疏通经络气血，起到滋养和坚固头发、健脑聪耳、散风明目、防治头痛的作用。据悉，早在隋朝，名医巢元方就明确指出，梳头有通畅血脉，祛风散湿，使头发不白的作用。苏东坡对梳头促进睡眠有深切体会，曾说：“梳头百余下，散发卧，熟寝至天明。”春天梳头符合春季养生强身的要求，能通达阳气，宣行郁滞，疏利气血，当然也就能强身壮体了。 养生梳头有什么讲究？要全头梳，不论头中间还是两侧都应该从额头的发际一直梳到颈后的发根处。每个部位起码应梳50次以上方有功效，上限以自己感觉舒服为准。时间以早晨最佳，因为早上是人的阳气升发之时。梳子则以牛角梳、玉梳、木梳为好。 医生特别提醒，梳头只是起到一种促进经络疏通，人体功能平衡的调节作用，是一种养生强身之法，有病还要去看医生。

来源：南方日报报业集团-南方周末】 【作者：张英】 　　■“叫喊没用，我知道，可是我仍然要叫。言论便是言论。贵报追究许多事，十之七八恐怕无效，可是贵报还在办，为什么？” 　　　———陈丹青 　　■“这是一本说真话的书。” 　　　———《新周刊》评陈丹青新作《退步集》 　　一本书，带出他辞去清华教职的话题。 因为批评教育制度，陈丹青被拉到台前。 　　他一方面为人低调；另一方面，又坦率地针对现实发言，仿佛一个“愤青”。这些批评的背后，是他的深思，对艺术，对文化，对这个社会。 　　2005年初，艺术家陈丹青新书《退步集》问世，书里收录他去年10月给清华校方的辞职报告，辞职报告迅速引起了巨大的社会反响。由于他尖锐批评了教育体制，并出于对一些制度不满而请辞，私人化的辞职成了社会话题。陈丹青一下子成了焦点，信件、电话、短信，纷至沓来。 　　至于陈丹青请辞，并非像外界想象的那样紧张，某些报道渲染了事件的戏剧性。2005年底，回忆此事，陈丹青语气平静，他说，辞职只是出于自己的性格，实在看不过教育体制的种种问题。在内心深处，他对引荐他的老教授，对清华大学的聘用深存感激和尊敬。在日常工作和生活中，他和领导、同事关系良好。他一再强调，学校对他很好，没有任何不愉快发生。 　　从2005年起，陈丹青不再招生，他的任务是完成自己“第四研究室”4名研究生和2名博士生的学业。“等到2007年暑假孩子们全部毕业后，我就正式离开清华”。 　　陈丹青现在还在讲授“公共选修课”，他的课吸引了理工科学生，甚至外校学生。有学生在清华论坛上发帖子感叹说，“听陈丹青侃侃而谈是一种享受，不时受到启迪。” 　　陈丹青不习惯学生喊他老师。他和学生就像朋友，或者是艺术家之间亲热随便的关系，能一起吃饭聊天，仿佛他自己当年在中央美院读书时一样。 　　在身份、作品、角色、性格中，陈丹青仿佛有种双重性：一方面他是个低调的人；另一方面，他坦率、广泛地针对现实发言。 　　早在2000年，他就直指“中国美术界是行政美术界，中国当代美术史是行政美术史”；他也曾抨击过北京、上海的城市规划和建设，指出中国城市谈不上“建筑景观”，只有“行政景观”，反复追问城市建设与历史记忆的关系。他今年于鲁迅纪念馆做的讲演结尾，突然感叹“今天的中国文化人变得越来越不好玩”。接受媒

陈丹青说，上海的弄堂走不厌，里边全是微生物，在美国呢，厕所不臭，花也不香。　 　　几年前第一次回国，他做的第一件事，是骑上父亲的“老坦克”自行车，摁着车铃穿弄堂，故意吃几个“弹簧屁股”，听座下的小弹簧“咯吱咯吱”响。　 　　和王安忆走在南京路步行街，王安忆说，新楼一造，连老样子是什么样的都想不起来了。陈丹青说：“在上海，我经常在找人样子。有一种人的样子，再也不生出来，不知道为什么。巩俐在《摇啊摇》里学上海派头，完全不敌当时上海弄堂里任何一个小姑娘。那时没什么衣服穿，打扮也很少，但上海人照样翻花头，什么裤子配什么鞋，两用衫里领子怎么翻出来。现在跑遍上海也找不到这种样子的人。有这种样子的人老了，想按现在的时髦瞎打扮自己，全乱了。”　 　　纽约有位90多岁的收藏家王纪千先生，陈丹青去他家的时候，他正在电话里招聘做下午点心的厨师。“侬烧卖阿会做口伐？侬用啥面粉、里厢啥料？”电话里考人家考很久，最后，来了个苏州老太太。陈丹青记得，自己小时候还有很多人躲在弄堂里过这种生活。他的外婆是杭州人，小时候吃完晚饭家人买6 个梨半斤杨梅来吃，外婆嗤之以鼻：“哪有这样吃水果的，以前是一筐一筐吃的！”说到这儿，陈丹青一个劲地笑，像是笑他自己。　 　　“我们生长在一个极粗糙极粗暴的年代，现在才晓得以前好，妄想慢慢找回来。”陈丹青走在衡山路上，眼睛不停地看。　 　　坐在街边咖啡馆，陈丹青看着窗外来往的女孩。“我以前喜欢一个女的，据他们说，她也很喜欢我，经常故意在楼下站一会儿喊喊人，希望我也探探头。那时全是这样的事情，现在她不知到哪里去了。现在想想我那时真小，只有16岁，那会儿她已一副小妇人派头，很镇静、从容不迫的样子。那时把‘喜欢’叫 ‘吃’，‘吃侬’就是喜欢你，这个词非常好。后来我去外地，发现上海话非常不适合谈恋爱，没有韵致、暗示性。上海话谈生意很好，尤其在讨价还价、弄清楚算清楚时，简直无法拒绝。”　 　　生命中的转变　 　　陈丹青觉得，自己生命中的转变都很快，“啪答”就变成另一个人。上世纪70年代末以《西藏组画》一夜成名，80年代初跑去美国，90年代末回到北京任清华大学油画系博士生导师。“文革”，出名，出国，回国。“我年轻时脾气暴怒，动不动跟人争论，现在一点也不。以前看书听音乐易哭，现在不了。偶尔有要哭的意思，我开心死了，又来了又来了。”很多年轻时的

2007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颁发给努力于环保事业的阿尔·戈尔。我不了解戈尔。但我读过他为世界环保事业的先驱者、美国学者蕾切尔· 卡逊著《寂静的春天》写的长长的前言。我读到的是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我没有看到戈尔的前言是哪一年写的，只在目录上看到作者是“副总统阿尔 ·戈尔”，从头衔推断，当然那只能是在1993—2001年间。 　　戈尔在前言里说，“作为一位被选出来的政府官员，给《寂静的春天》作序有一种自卑的感觉，因为它是一座丰碑……”他还说，“《寂静 的春天》对我个人的影响是相当大的，它是我们在母亲的建议下在家里读的几本书之一。”那一定也是在十几岁的小学生时代读的了。戈尔后期的环保活动与卡逊的 书及其人格，是有些关系的。 　　卡逊是了不起的。作为一个普通的科学工作者（在美国政府所属的“鱼类及野生生物调查所”工作），从1958年开始研究美国使用农药 造成的危害，读了大量的资料，获得充分的根据，1962年写成《寂静的春天》。其所以取这样一个书名，因为农药杀虫，虫体上有药，这药可以毒死吃了这种虫 的鸟类。一时之间，鸟类大批死亡。没有鸟叫，春天当然“寂静”。当时美国的农药中有一种叫DDT，是获过诺贝尔奖的。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种药还在我们 中国使用（译作“滴滴涕”）。 　　卡逊的书在1962年出版，这时她已患上癌症。她在1964年去世。 　　原来世界上没有“环境保护”一词，是她第一次提出，后来被认同。当时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一个特别委员会，调查卡逊的结论是否属实。 调查属实，国会就开听证会，把问题提到国会讨论。原来美国也没有“环境保护署”，由于她的揭露、争辩，1970年成立了这个政府机构。她唤醒了民众，也唤 醒了美国政府和全世界。因为她要求减少农药，这就影响到农药公司和化学产品生产商的利益。她遇到的抵抗可以说是歇斯底里的。那些老板们一定要扼杀这本书。 但是她不怕，不懈斗争，至死为止。卡逊终于胜利。所以戈尔才在前言开头说一声“自卑”。我以为那是由衷之言

●一个人要是不害臊，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 ●年龄大不是骄傲的理由，是一种无可奈何的事情。老年人不能倚老卖老。 ●谦虚是丰满的表现，人生是从雄辩到沉默，从骄傲到谦虚。 ●不要让你的心灵成为垃圾桶，而要成为一个装满清水、插了鲜花的花瓶。 对于当今社会的浮躁现象，文老也有话要说。在他看来，一个人最可怕的是不懂羞耻。 “无德比无才更可怕。”他在给企业家们讲课时，曾认真提及此话，“你用人，招聘职员，有一个标准不可或缺，要知耻，知道害臊。你一批评，他就脸红，这个人可以用。如果他死猪不怕开水烫，这个就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人，这个人是不要脸的，没有羞耻之感，那不能要。人无廉耻百事可为。一个人要是不害臊，就一点办法也没有了。知耻，才会给自己立道德的尺戒。” 在文老看来，如今“假”的东西到处泛滥，假文凭、假学历、假奶粉、假药，这些多半都是不懂羞耻的人所为。 文老平生最恨的就是“假”，他的眼里容不得。连假惺惺地倚老卖老，他都忍不住要站出来批评。他说：“我最讨厌的就是假模假式，装模作样。有的人觉得自己什么都懂，或者对某个方面很懂，其实我们懂的东西是有限的，时间是无头无尾的，空间是无边无际的，我们占有的时间 和空间是有限的。在命运面前，我们都要谦虚一点。”

何清涟：心在路上 魅力兰朵 一切正直的好人，不可能都有她那样的学识，但应当都有她那样的坚忍与进取精神。（题记） 何清涟：心在路上 读何清涟女士的新著《我们仍然在仰望星空》，我的眼前不时闪现出她的那双始终仰望着星空的眼睛，那双眼眸中有着东方知识女性特有的沉静，沉静中不无孤寂与冷峻，但分明透射出心灵深处的坚执与自信。在这个道德与崇高感日益淡化的社会，她秉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学术良心，捍卫着自己独立思考的权利；在这个少有真话的年代，她就像安徒生童话《皇帝的新装》里那个讲真话的小孩，为日益沙化的话语空间中注入一股沁人心脾的纯净与美好！ 走近何清涟，去体察一个执著于心灵自由的性情女子的真事真情真言，去叩问一颗以家国天下事为己任的崇高灵魂，我有笔力不济的惶恐之感，但一种不可言说的情愫让我欲罢不能。我想起舒婷的两句诗：“也许，由于不可抗拒的召唤，我们没有其他选择。” 同在生活的阴沟里，一些人忙于搅动阴沟中的污泥浊水，而她则始终仰望着遥远的星空 1956年何清涟出生于湖南邵阳，父亲是方圆数百里闻名的中医。悬壶济世的家庭背景在给她血脉里人本关怀的同时，也隐伏下未来生活的坎坷。 文化大革命如台风般呼啸而至。何清涟的父母都被遣散到500里外的农村。邵阳市家中只剩下5个孩子，最小的弟弟只有两岁。已经下乡的18岁的哥哥从下乡所在地新宁县赶回来，抬石头做苦力，艰难地养活着几个年幼的弟妹。赚来的钱无法填饱肚子，家里常常断炊。而在政治高压之下，没有一个亲朋给予他们关照，世态骤变中多的是人事炎凉。 在邵阳市中河街小学读书的何清涟是学校里知名的优秀学生，作文比赛总得第一。后来停课闹革命了，她只能每天上街去读大字报和传单。 1968 年5月的一天，她又像往常一样在街上看大字报，一张传单赫然入目，标题是《请中央军委赶快制止湖南道县的大屠杀》，传单上说四月以来道县的一些革命组织为了防止阶级敌人趁机作乱，开始斩除“21种人”（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个专有名词，指成份为地富反坏右军警宪特等21种人），街上尸体成堆。 这种阅读的惊心很快变成目睹的恐怖。邵阳市附近的邵阳县很快效法，资江河每天都有无辜者的尸体漂流而下。面对河中漂流而来的血尸，一种挨饿都没有过的天昏地暗的感觉紧

这座被誉为“城市中有大学”的剑桥，尽管只是一座仅有十万人口的美丽学府城市，却是一个风景秀丽的小城，一个孕育世界顶尖人才的摇篮，一个暮鼓晨钟的古堡，一个回荡着教堂千年钟声的圣地。 剑桥的每一个季节都是美丽的，只是美丽的区别是四季风景的不同色彩。我选择在春天这个季节，从万里之外追着春光寻访剑桥，不仅是因为剑桥的春天色彩最美艳，更重要的是我想看看诗人徐志摩笔下“河畔的金柳”是如何像“夕阳中的新娘”那么美丽，那“波光里的艳影”又是如何在诗人心头荡漾的。 我想，凡是到剑桥的中国人，没有谁不想寻访诗人笔下那个在春光里，垂着金柳的、美丽又浪漫的“康桥”。 剑桥，这座世界顶级学府圣地，它不仅是年轻的学生们奋斗的终极目标，也是无数普通人梦寐以求的一个奢望。 梦想去剑桥，已经是很久很久以前的一个夙愿了，那是在我还不知道剑桥是什么的少年无知年代里，读到了徐志摩那首优美中带有忧郁伤感的《再别康桥》：“那河畔的金柳，是夕阳中的新娘，波光里的艳影，在我的心头荡漾……悄悄的我走了，正如我悄悄的来；我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 这首小诗，给我营造了一份遥远的浪漫与梦想，正是因为徐志摩和《再别康桥》，把剑桥和那首诗一起铸进了中国人的心灵深处。 也许是因为有了徐志摩和《再别康桥》，才让剑桥在中国人的心中一如禅诗所云：“寻常一样窗前月，才有梅花便不同。”。从此，剑桥成了无数中国人心中的一个美丽到极致的梦境。 在伦敦坐上上午十点半的汽车，追着一路的春光，中午十二点到达剑桥，在车子刚驶入剑桥时，我就已经被剑桥精巧的魅力所折服，精致的建筑、大片的绿地，路旁是一排排吐着新绿的大树和一树树白色、淡紫色的樱花。在阳光下那么生机勃勃。还没踏上剑桥的土地，我就已经被她美丽的春色感染了满心的激动。 下了车，在车站拿了一张免费地图，按照地图的指点，穿过一片热闹的商业区，便来到剑桥的大学区，绿绿的草地几乎覆盖了这座小城，那一栋栋高大的校舍、教堂的尖顶和一所所爬满青藤的红砖住宅被包围在这一片片的绿色之中。 我急不可待地寻找到康河，这是一条曲折蜿蜒的小河，河水碧绿，两岸金柳倒映，绿草茵茵。河流在市内兜了一个弧形大圈，从几处学府里进进出出。 正是春色康河最美的季节，金柳垂在碧绿的康河上，衬托着一泓碧水，一树树樱花，衬托着康

第一次见到高晓声，是考上大学那年。他突然出现在我家。高晓声和父亲是老朋友，与方之、陆文夫都是难兄难弟，1957年因为“探求者”打成“右派”，一晃二十年没见过面。土得让人没法形容，农民什么样子，他就是什么样子，而且是上世纪70年代的农民形象。那时候“右派”还没有平反，已粉碎了“四人帮”，刚开完三中全会，“右派们”一个个蠢蠢欲动，开始翘起狐狸尾巴。高晓声形迹可疑转悠一圈，人便没有踪影，很快又出现，已拿着两篇手稿，是《李顺大造屋》和《漏斗户主》。 高晓声开始给人的印象并不心高气傲，他很虚心，虚心请老朋友指教，也请小辈提意见。父亲读了十分激动，津津乐道，说自己去《雨花》当副主编，手头有《李顺大造屋》和方之的《南丰二苗》，就跟揣了两颗手榴弹上战场一样。《李顺大造屋》打响了，获得全国短篇小说奖，这是后话。我记得陆文夫看手稿，说小说很好，不过有些嗦。话是在饭桌上说的，大家手里还揣着酒杯，高晓声追着问什么地方嗦了，陆文夫也不客气，让我拿笔拿稿子来，就在手稿中间删了一段，高当时脸上有些挂不住。我印象中，文章发表时，那一段确实是删了。 高晓声经常来蹭饭，高谈阔论，我们家保姆总在背后抱怨，嫌他不干净，嫌他把烟灰弹得到处都是。一来就要喝酒，一喝酒就要添菜。高晓声很快红了，红得发紫，红得保姆也不相信，一个如此灰头土脑的人，怎么突然成了人物。 高晓声成名后，闹过很多笑话。譬如用小车去买煤球，结果撞了一个老太太。他赔了几十元钱，为此很有些怨言，我笑他自找。在上世纪80年代初，很大的官才有小车坐，如此奢侈，报应也在情理之中。 高晓声一直认为自己即使不写小说，仍然会非常出色。毫无疑问，高晓声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如果认真研究他的小说，不难发现埋藏在小说中的智慧。机会属于有准备的人，从1957年被打成“右派”，到二十年后复出文坛，他从来没有放弃努力。在“探求者”诸人中，高晓声的学历最高，字也写得最好。他曾在上海的某个大学学过经济，对生物情有独钟，虽然历经艰辛，自信心从来没有打过折扣。落难期间，他研制过“九二零”，并且大获成功，这玩意究竟是农药，还是生物化肥，我至今仍然不明白。高晓声培育过黑木耳和白木耳，据说有很多独到之处，经他指导的几个人后来都发了大财。 在一段时间里，汪曾祺并不属于主流文学。在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他的声名与日俱增。地位越来越高，远远超过

恋上陈丹青的眼睛 分类:吴晓燕：轻声细语“我有一个恋爱/我爱天上的明星/我爱他们的晶莹/人间没有这异样的神明” 写下此题目，不是大胆的暗示，也不是暧昧的玩笑。此种恋爱，和徐志摩先生的《我有一个恋爱》，是一样的心境，不一样的也许只是情怀而已。 第一次在《北京青年报》上，看到了一篇介绍陈丹青的文章，附着一张他沉思的照片。记住了这双眼睛，就再也无法忘记。那眼睛里放射出来的神采，犹如是打开后的月光宝盒，折射出来的一道光芒，走近了，就再也别想逃走…… 说是去看陈丹青的《西藏组画》，但看见的却是他的眼睛。透过这双眼睛，我凝望到了他内心的灵魂。在没有人的去处，他把自己编织成梦。在人海中，他又把自己复印成空。在这双眼睛里，我能看到了除了干净还是干净，犹如人们给他文字的评论，也就只是这两个字“干净”。 人们都喜欢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看着陈丹清的眼睛，我看到的是一个孩子的心灵。一个孩童的眼睛里，能看到的都是些什么呢？那慈悲温暖的双眼，带领着我们返璞归真，找回失去已久的童真和清明。 他五十岁多了，皱纹爬上了额头，眼袋也有了，可一双清澈的眼睛，流露的是小孩子般的真性情。 对张爱玲的死讯，他在自己的《多余的素材》里是这么写的“１９９５年我在台北办画展，某日在中正纪念堂广场走累了，想就石阶上一份路人遗弃的当天报纸垫坐歇息，待我躬身，一眼瞥见头版通栏报道张爱玲的死讯”。 没想过一个知名画家，会像个孩子似随意坐在街边，捡人家丢下的报纸看，更没想到他也会关注张爱玲。后来才知道，和我一样，原来他也喜欢着张爱玲，虽然不是沉迷，但至少是有片刻的陶醉。这沉着的男人，居然也有阴柔的一面，这也算是给我一个意外的惊喜。 当新锐派对鲁迅先生提出质疑时，陈丹青说鲁迅先生是他一直想念的一个人，他觉得先生长得很好看。他说：为什么没有人去议论沈从文、议论老舍、或者是张爱玲，鲁迅向来会被人议论着，也正是鲁迅有意思的地方。 陈丹青是对着电视镜头说这番话的，他肯定又在抽着烟，因为有一股青烟在屏幕上翻腾着，袅袅的。那天他戴着眼镜，可我还是清晰地看到了他的眼睛，那是平淡的，超然的。这是一种超凡脱俗的心态，因为他真正变成了是自己的主人，所以才能讲出此番话语。 陈丹青不是个中庸的人，可能他也曾是个愤青。他经历了上山下乡的艰苦岁月，他品尝了留学海外的寂寞路程。作为清华美院的博

山里的竹器质优价廉。乡亲们先后给我家送来了四张竹床和三个竹板，皆柔顺润滑，幽凉沁肌，是较为亲切的度夏用品。 有一天中午，我睡着睡着忽觉竹床上有硬物，摸了好几次，没发现有什么，倒是摸到自己背上一个赫然硬块，看来是来者不善的毒疮或恶疽，俗名“背花”。 妻子认定这是我上地时不戴草帽的结果，也是我好吃辣椒的可耻下场，最后的结论是：赶快进城求医！我当然可以进城。但我有点害怕城里大医院里的拥挤和排队，也不大习惯空调机遍地之际的忽冷忽热。抱着试试看的态度，我翻了翻医书，试着用土法祛火解毒。妻子以前在药房工作过，也懂得一些中草药知识，很快从院子里采来马蹄苋，洗净，捣碎，敷于硬块。但这种草叶较硬，无黏性，不贴身，不要多久就脱落，从纱布边缝里漏出来，散落得满床都是。妻子又去问了一下附近的农民，换上一种犁头草，同样洗净，捣碎，做成黏黏的饼块，敷在背花上“拔毒”和“背毒”。 奇迹就这样发生了。只敷了两三天，背花就有些退烧和软化。再敷了两三天，硬块就开始缩小。加上我每天喝下几碗金银花泡的水，不到十天的时间，来势汹汹的背花竟消失无痕。整个治疗过程既不花钱，也没有任何劳顿和痛苦。 我记得自己少年时期也遭遇过这种恶疾。从发作聚脓直至破口泄脓，一个背花消耗抗生素和镇痛剂无数，足足闹腾了二十多天。最严重的时候，硬块竟有碗口大，集小脓头数十个，如鲜艳夺目的一枚石榴，令人疼痛难忍，高烧不退，昏天黑地。医生当时还说，这种毒物因靠近心脏，有时候还可能夺人性命。 如今土法轻易却病，使我对院子里的各种野草刮目相看。车前草，金钱草，白茅根，凌宵，鸡冠花，麦冬，路边筋，田边菊，黄芹，牵牛花籽，紫苏籽，鱼腥草（观音草）……这些还只是已经入典的。未入典的尚不计其数。龙老师的岳父是三江人，来看女儿和外孙，顺便来我家走走，又给我家来了一次地头讲座，其丰富内容足可以录为一本煌煌大著：原来金钱花与铜钱花是不同的。原来明代纪晓兰用一味苋菜汤，清代慈禧太后用一味白菜汤，也都治愈过大病的。原来每一个农家小院都是个百草园，还是个免费的百药箱，每草皆药，每步见药，虽然不能说包治百病，但对付大多数常见病已绰绰有余。我家有几株七叶莲，据说还是医治蛇伤的神草。 我在路上碰到吴胖子，一位家住附近的医生，问他为何不给病人多用草药。 胖子倒是个老实人，说西药么，价高，利润大。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