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独服曾文正”之谜 毛泽东年青时，曾对曾国藩倾服备至，曾说：“吾于近人，独服曾文正。”中年毛泽东于1942年在延安时，曾劝党的高级干部说：“要读一点曾文正公的家书。”晚年，毛泽东于1969年1月曾说：“曾国藩是地主阶级最厉害的人物。”现藏韶山纪念馆的光绪年间版《曾国藩家书》中，数卷扉页上都有毛手书的“咏之珍藏”。他曾说：曾国藩建立的功业和文章思想都可以为后世取法。他认为曾编纂的《经史百家杂钞》“孕群籍而抱方有”，是国学的入门书。 曾国藩治军最重视精神教育，毛一生很注意这点。曾“爱民为治兵第一要义”，毛建立红军之初便制定了《三大纪律，八项注意》。 蒋介石推崇曾国藩之谜 蒋多次告诫他的子弟僚属：“应多看曾文正，胡林翼等书版及书礼”，“曾文正家书及书礼...，为任何政治家所必读。”他审订《曾胡治兵语录注释》时说：曾氏已足为吾人之师资矣。 在黄浦军校，他以曾国藩的《爱民歌》训导学生。他说，我认为曾、左能打败洪、杨，是他们的道德学问、精神与信心胜过敌人。 “誉之为圣相，谳之为元凶”之谜 曾国藩曾被人推许为孔子、朱子以后，再度复兴儒学的圣哲；建树功业、转移运世的伟人贤者，清朝咸同中兴第一名臣。然而，也有人骂他是民贼、元凶、汉奸、民族罪人、擅权滥杀的“曾剃头”、好名失德的“伪君子”。 《曾国藩家书》影响历史不衰之谜 太平天国失败后，清廷对权重势大的曾国藩极度猜忌，曾为表明心迹，做出了有违个人性格的事,刊印《家书》。 违朝廷大禁纳妾之谜 五十一岁时，咸丰帝大丧期间，秘娶小妾，“违制失德”，故有人斥其为“伪君子”。终生以“拙诚”“坚忍”行事的曾国藩“貌之过人者，眼作三角形，常如欲睡，身材仅中人，行步则极厚重，言语迟缓。” “一生爱钱”之谜 三十岁时，作一件青缎马褂，遇庆贺及新年时穿一次，三十年后，衣犹如新。在南京总督府任内，要求夫人和儿媳们，每晚要绩麻纺纱，下厨作饭。

舞剧《一把酸枣》今天我看了,虽然效果不是很好,但是很感人,介绍给大家一同分享. 舞剧《一把酸枣》以百年晋商为背景，是著名编舞编导张继纲继《千手观音》后又一力作，聚集了国内各兄弟院团顶尖班底。本剧创作投资1000万，历经三载，精心磨练，名家荟萃，阵容强大，超豪华制作，在建国以来的舞台作品中也属罕见。应主办方的要求，表演团体将带来160名演员的庞大阵容并专为大会堂演出重新制作主要大型道具布景。 舞剧《一把酸枣》再现了无数晋商背井离乡、远走西口宏大历史背景下，一对罗密欧与朱丽叶式的青年男女小伙计和酸枣悲恨交加的情商世界。反映了隐藏在无数晋商背后的情感世界，人性化的世界。 据介绍，《一把酸枣》是第一次通过舞蹈的形式表现的晋商传奇，贯穿了百年前的晋商历史和山西大院的许多活生生的故事。这部耗资1000万的巨作仿佛一幅《清明上河图》，再现了晋商社会丰富多彩的社会风貌。几千株酸枣搬上舞台，构成了月光下浪漫诗意的酸枣林，再现了山西最独特的自然风光，西口古道的饥童、等待丈夫归还的怨妇，以及满载而归的驼队和殷实的商人，银号里小伙计们学习珠算、比生意本领的场景以及大红灯笼高挂、婚庆大典的奢华排场等，都通过舞美手段在舞台上得以重现。 在编舞上，张继纲荟萃了山西民间原生态歌舞中的精华，珠算舞、团扇舞、饥童舞、足舞等不同的舞蹈形式，生动活泼，具有浓郁的地方文化色彩，他舞蹈表达的独特意境之高明得到不同文化背景人的一致共鸣，全国巡演所到之处获得观众热烈的欢迎。全国各大兄弟院团选拔优秀舞蹈演出的加盟联合，不仅提高了舞剧本身的艺术含量，还打破了院团合作的历史纪录，无疑成为中国高等艺术职业教育在新的时代，用新的思路展示教育人才与艺术生产营销成果，最终走向世界的成功典范。 舞剧《一把酸枣》讲述了清末民初一个凄美动人的爱情悲剧：美丽善良的地主家丫头酸枣爱上了勤劳聪明的小伙计，一把酸枣私定终身，之后被逼嫁给地主傻儿子做童养媳，因受刺激变疯的酸枣在古道西口等待归人， 终于等到小伙计时，这把象征爱情的酸枣却因早已被大伙计投了毒，酿就了西口古道上一对恋人的生死绝唱……

大概由于人们生而有欲又不加以限制，所以现代社会的大多数人都不约而同地追求欲望的满足，以及再满足，于是，无止境的竞技争斗和自我欲望的无限膨胀也就应运而生。有人将获取无限财富和进入世界十富之列，视做自己一生的奋斗目标；有人声色犬马、日耗斗金，过着奢靡得不能再奢靡的生活；还有人为了名声地位、出人头地，以至于竭思尽虑、无所不用其极。林语堂也是一个充满欲望的人，在工作、金钱、感情和饮食上他都有着强烈的需求，但与众不同的是，他对这些欲望常常加以限制，这就带来了林语堂人生追求的“中庸”性质，即半半哲学的人生观。 　　林语堂深受儒家思想尤其是孔子本人的深刻影响，所以对中庸思想也推崇备至，他说：“我像所有的中国人一样，相信中庸之道。”（《论裸体》）林语堂还非常喜欢清代李模（密庵）那首《半字歌》，认为它最好地反映了自己的人生理想。这首《半字歌》写道：“看破浮生过半，半之受用无边。半中岁月尽幽闲，半里乾坤宽展。半郭半乡村舍，半山半水田园。半耕半读半经廛，半士半姻民眷。半雅半粗器具，半华半实庭轩。衾裳半素半轻鲜，肴馔半丰半俭。童仆半能半拙，妻儿半朴半贤。心情半佛半神仙，姓字半藏半显。一半还之天地，让将一半人间。半思后代与沧田，半想阎罗怎见。饮酒半酣正好，花开半时偏妍。半帆张扇免翻颠，马放半缰稳便。半少却饶滋味，半多反厌纠缠。百年苦乐半相参，会占便宜只半。”这是对中庸哲学的形象阐释，它将天地人生的种种现象与关系写得绘声绘色，一展无余，其中在对天地万物的悲悯中又有着达观超然的人间情怀。没有对世界、人生的本质性理解，如何能深刻、透彻以至于此。作者用生花之笔将天地人间的冷暖、得失、出入、是非、进退、乐悲等都和盘托出，表现出大智若愚的境界与品位。 　　基于这一半半哲学思想，林语堂反对过于努力工作和过于慵懒闲适的生活态度，而提出了工作和休闲相结合的生活方式，那就是努力工作和尽情享受。他说：“我主张‘尽力工作尽情作乐’的人，英文只有workhard，playhard四字，这样才得生活之调剂，无意中得不少收获。”（《论游台南》）林语堂本人即是这一生活原则的实行者，一方面他笔耕不辍，直到77岁还没有放下手中之笔，他平均每年写一本书，足见其用功之勤。比如，写《生活的艺术》一书，林语堂仅用了3个月时间就写出700多页，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那时的写作真如文王被囚一样，一步也不能离开。如果用“拼命三郎”来概括林

古代的雅言就是夏言，中国古代的普通话是以河南话为标准音的，而今天的北京话其实是四百年前的东北话……这些说法你相信吗？中国社科院语言所研究员郑张尚芳（以下简称郑张）先生从事语言研究已经有五十来年，尤其在上古音和方言领域成就斐然。近日记者就普通话的源流问题对郑张先生进行了专访。 　　记者：我国最古的词书叫《尔雅》，意思是解释雅言以逼近正音。《现代汉语词典》上说，“雅，合乎规范的。”“雅言，古代指通行的标准语。”所以“雅言”就是合乎规范的古代标准语。我们知道，在孔子时代雅言就是共同语，我想知道，雅言有没有更古老的来源呢？ 　　郑张：雅言来自夏言。“雅”、“夏”古代互通的例证很多：《左传》“公子雅”，《韩非子》作“公子夏”；近年出土的郭店楚简《孔子诗论》“大雅”、“小雅”作“大夏”、“小夏”；《墨子》引“大雅”也作“大夏”。尤其《荀子·荣辱篇》“越人安越，楚人安楚，君子安雅”，《儒效篇》作“居楚而楚，居越而越，居夏而夏。”这个与楚越相对的“雅”或“夏”明显指中原。 　　先秦古籍中所记夏代歌谣可能是口头相传的记录：《尚书·汤誓》记夏民骂夏桀“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孟子》所记《夏谚》、《逸周书》所记《夏箴》，这些谣谚都押韵，押韵系统也类似周代古音。所以我们可推断夏商周的语言差不多。 　　记者：如果夏商周三代的雅言真的一脉相承，我国古代的“普通话”就有四千来年悠久历史了。 　　郑张：是啊。古华夏人是汉族的核心，说的夏言有巨大凝聚力，众多古代历史民族后来不再出现，实际都通过使用汉字改说汉语融入汉族大家庭，北魏鲜卑拓跋王朝改元氏就是史证。 　　记者：那么雅言或者说夏言，是以什么地方为标准音点呢？ 　　郑张：是洛阳。东周“雅言”应以王都洛邑语音为准，往上承自周人学习殷商文字，商则继承夏文化。夏起于晋南，但后来长期建都于伊洛地区，洛阳边上的偃师二里头古都遗址，考古界认为属夏文化。甲骨文虽发现于安阳，但周灭商后即于洛阳建造成周来集中殷商贵族，并在那里向他们学汉字。学汉字必须出于师授，字得一个一个学，在士族中有极其古老的代代相传的传习传统。故历代都以洛阳太学教书音为标准音，作为读书音相传授。 　　通过上古音研究，雅言的音我们已经重新构拟出来了，现在已经能够把《诗经》、《论语》用孔子时代的上古音来读。 　　记者：我想很

大家好！今天我们在一起谈谈中华饮食文化。毛泽东同志曾对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说：“我看中国有两样东西对世界是有贡献的，一个是中医中药，一个是中国饭菜。饮食也是文化。”说起中国对世界的贡献，为什么不说“四大发明”而说“中医中药”和“中国饭菜”？大约是“四大发明”举世所共知，并被广泛运用了，而“医药”与“饭菜”却还是“养在深闺人未识”呢。医药和饭菜都是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产生的，两者之间没有严格界限，都是我们生命、生活的保障。 　　中国传统文化属于农业文明，环顾世界，在所有的农业文明中，惟有中国文化发展得最细密、最精致、最富于情趣。世界上再没有一个农业文明可以与它匹敌。可是我们社会在走向工商社会，必须接受工商文明，当然不可避免的也要实现文化转型。如果不加协调，工商文化中是有过度强调效率、过度注重“物”的倾向的。而农业文明属于第一产业，更接近生活、更人性化，可以作工商文化的协调。也许因此才说，中国的医药与饭菜会对世界有些贡献吧！ 　　中国或缩小一些说华夏的饮食文化可以看成是具体而微的传统文化。传统文化中的许多特征都在饮食文化中有所反映，如“天人合一”说，“阴阳五行”说，“中和为美”说以及重“道”轻“器”、注重领悟、忽视实证、不确定性等等都渗透在饮食心态、进食习俗、烹饪原则之中。一个异质文化的人通过饮食、甚至通过与中国人一起进食，持之日久都会对中国文化有些感悟。 　　■饮食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 　　中国精神文化的许多方面都与饮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大到治国之道，小到人际往来都是这样。中国人善于在极普通的饮食生活中咀嚼人生的美好与意义。古书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以这个标准来论：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的美国式的文化）可以说是男女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饮食文化。 　　饮食其实就是我们的日常生活内容，为什么说它有文化呢？这是因为饮食在中国文化中有着特殊的地位，它在中国和西方也有较大的区别。 　　台湾哲学教授张起钧先生，写了一本《烹饪原理》,曾在内地很畅销。书的《自序》说：“古书说‘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若以这个标准来论：西方文化（特别是近代的美国式的文化）可以说是男女文化，而中国则是一种饮食文化。我们中国圣贤设教把人生的倾泄导向饮食，因此在这方面形成高度的发展。”也就是说，人生两大欲望：一是吃喝，使自己得以生存；一是男女情欲，使人类得以

怎样理解“文化” 文化是人对“美好”的追求 　　人，从生存开始，总希望这一会儿比过去“好”一些，明天比今天更好一些，追求“美好”的愿望是人们的一种天性。 　　这种向“美好”追求的愿望，岂止是“人”，即使是一般的动物，猴子、猫、兔子、狗，也无不如此。因此，我们说这是物种的一种“天性”，也就是说这是一种“活物”生存的必然要求。人们对于“美好”的追求有很多表达方式，“文”便是其中一种。在《礼记》里古人对“文”作过说明：“五色成文而不乱”，这是说多种颜色很有章法地聚合在一起便是一种美好的“文”。在《易经》里也说过：“物相杂，故曰文”。这是说多种东西聚集在一起，尽管物种很多，集聚一起，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姿态，多种多样的集聚。“杂”，《说文》说是“五采相会”，所以“纷杂”多采，也应该是一种“美好”的征象。这种征象用一个“文”字概括起来，很妥贴，很全面，既很形象，又能表现出这种征象的内在涵义。 　　什么是“文化”呢？就是以“文”“化”之，也可以说就是：使之“美好”起来。 　　因此，作出“美好”的愿望，是“文化”；作出追求“美好的实际行动，也是“文化”；以“美好”的愿望出发，经过追求的实际行动，最后作出了“美好”的结果，也必然是“文化”的结晶。 　　如此看来，人们的生活，一天一天“美好”起来的一切愿望、行动、结果，都可以涵概在“文化”之中。所以，辞书中所说的：人类社会历史过程中，所有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都属于“文化”之中，或者说是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我觉得我这样理解，可能靠一点谱，最少摸到了一点“边儿”。 　　说到这里，我还想作一点重要的说明：在“美好”的后面，还必须加上“和谐”一词。 　　既然“文化”是向“美好”的追求。你也追求，我也追求，他也追求，应该说这是“全人类”共同都有的一种追求。既然是全人类共同所有的追求，难免就有互相碰撞的可能；为了大家都能得到“美好”，就应当大家作出一个保证大家都能得到“美好”的行动规范。这个规范必须保证大家都“美好”，这就要求大家“和谐”相处，大家都要彼此谦和、容让、包涵、尊重。 　　譬如，这里有三个苹果，有两个人都想得到“美好”，都想吃苹果。——这里必须先有一个规范：人人平等，公平分吃。不然两个人抢起来，要以“抢”决定谁分几个，必然引起争斗，不管是谁胜谁负，总不能实

从外表看来，我的生命是平平无奇，极为寻常，而极无兴趣的。我生下来是一个男儿——这倒是重要的事——那是在1895年。自小学卒业后，我即转入中学，中学完了，复入上海圣约翰大学；毕业后，到北京任清华大学英文教师 。其后我结婚，复渡美赴哈佛大学读书一年（1919-1920），继而到德国，在殷内和莱比锡两大学研究。回国后在国立北京大学任教授职，为期三年（1923-1926）。教鞭执厌了，我到武汉投入国民政府服务，那是受了陈友仁的感动。及至做官也做厌了，兼且看透革命的喜剧，我又“毕业”出来，而成为一个著作家——这是半由个人的嗜好亦半由个人的需要。自此以后，我便完全托身于著作事业。人世间再没有比这事业更为乏味的了。在著作生活中，我不致被学校革除，不与警察发生纠纷，只是有过一度恋爱而已。 　　在造成今日的我之各种感染力中，要以我在童年和家庭所身受者为最大。我对于人生、文学与平民的观念，皆在此时期得受最深刻的感染力。究而言之，一个人一生出发时所需要的，除了健康的身体和灵敏的感觉之外，只是一个快乐的孩童时期——充满家庭的爱情和美丽的自然环境便够了。在这条件之下生长起来，没有人会走错的。在童时我的居处靠近自然——有山、有水、有农家生活。因为我是个农家的儿子，我很以此自诩。这样与自然得有密切的接触，令我的心思和嗜好俱得十分简朴。这一点，我视为极端重要，令我建树一种立身处世的超然的观点，而不致流为政治的、文艺的、学院的，和其他种种式式的骗子。在我一生，直迄今日，我从前所常见的青山和儿时常在那里捡拾石子的河边，种种意象仍然依附在我的脑中。它们令我看见文明生活、文艺生活，和学院生活中的种种骗子而发笑。童年时这种与自然接近的经验，足为我一生知识的和道德的至为强有力的后盾；一与社会中的伪善和人情之势利互相比较，至足令我鄙视之。如果我有一些健全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那完全是得之于闽南坂仔之秀美的山陵，因为我相信我仍然是用一个简朴的农家子的眼睛来观看人生。那些青山，如果没有其他影响，至少曾令我远离政治，这已经是其功不小了。当我去年夏天住在庐山之巅时，辄从幻想中看见山下两只小动物，大如蚂蚁和臭虫，互相仇恨，互相倾陷，各出奇谋毒计以争“为国服务”的机会，心中乐不可支。如果我会爱真、爱美，那就是因为我爱那些青山的缘故了。如果我能够向着社会上一般士绅阶级之孤立无助、依赖成性和不诚不实而微笑，也是因为那

泡馍是土生土长的西安吃食，相传宋太祖赵匡胤落魄时，流落长安，正值寒冬，饥渴难耐，囊中只有一饼，饼冷口干，难以下咽，街边一家卖羊肉汤的老板，见之不忍，给了 一碗热气腾腾的羊肉汤，赵匡胤将饼掰碎泡入，吃完顿觉神清气爽，豪气冲天，一扫颓废心情，踏上征程，登基以后，尝遍世间美味，心中独独放不下记忆中的羊肉汤泡饼，传令厨房仿制，近百厨师苦思冥想，才定下做法，就是现今的羊肉泡馍，据说老赵吃后龙颜大乐，成为每天定点菜品，厨师长封了万户侯，估计是世界上首位因为推动饮食文化发展而封侯的人，可惜没法考证，要不中国又多了一个世界最早。 泡馍味道厚重，即现北人豪爽本质，常见几彪形大汉，人人端一碗，碗若小盆，热气腾腾，个个埋头不语，盏茶功夫，馍尽汤干，外地人初到西安，都惊奇不已，私下却告诉我感觉泡馍简单，不如南菜精致，味道丰富。其实泡馍是外放豪爽简单，内在却精致复杂。 先说做，泡馍讲究汤清肉烂，煮汤是最重要的，骨汤和肉汤分开煮，肉先腌制20小时，再煮8-12小时。常见坊上回族煮泡馍汤，一口近1米口径的大锅，下的调料使用50斤的面口袋，装满满一袋，投到锅里煮。讲究的卖家都是把一锅汤卖光就关门，所以味道好的泡馍店几乎都是早上10点开门，下午2点左右就关门了。 吃也是有讲究的，掰馍有掰，撕，掐，揉，搓等12种手法，大小如蜂头(其实隔夜馍馍比新鲜的更好)，掰好后要告诉伙计你的口味要求，口重---口味偏重，口轻，干拌——汤较少，口汤——吃完馍碗底剩的汤刚好一口，水围城——汤较多。泡馍端上吃的时候，讲究蚕食，忌使劲搅和，为的是从头到味，口味始终如一。搭配糖蒜和辣酱，真正的吃家开始是不吃这些的，影响口味，吃到一半，感觉有些腻的时候，吃一颗糖蒜，挑一点辣酱拌在馍中(拌的量以一两口吃完为宜)，然后用送的汤清清口，然后继续吃，这样才不影响口味。 味道好的泡馍油很少，主要是汤的香味，吃着也不腻。

女人下围棋，开好局胜负就已经不由己了，能走的也就是官子，没有中盘的绞杀，当然也没有权衡的困惑。女人若有“中盘”，那多半便是红杏出墙，“资产重组”了。 　　老派的中国人爱说一句话：人到中年万事休。何谓中年？守旧一点的算法是三十五岁到五十岁 ，激进一点的提法则是四十岁到五十岁，然而无论怎么算，都是“不惑”之年，从人的阅历、心智、精力等无论哪个方面看，都是如日中天的黄金年华，年轻而未经世面时的青涩经过年轮的洗礼，呈现出金黄色的圆熟。 　　年轻的时候选择太多，困惑在于不知如何取合，然而正因为年轻，无论你选择什么，反悔了都可以从头来过，就像小孩子玩游戏，错得起。中年就不一样，职业生涯走到四十岁，就仿佛棋到中盘，没有退路，更经不起错，中年输不起，一着不慎，满盘皆输，输掉的是后半辈子。所以最难的抉择总是在中年，人到了四十岁，从“而立”往“不惑”之年奔的时候，困惑反而特别多。 　　在这个阶段，就大多数人而言，虽然不算功成名就，但职位不高不低也算有一点，权力不大不小也算有一些，即便无官无职的，在某个单位、某个行业混了十来年，资历总还是有一点，关系、资源也总还是有一些，所以，不管称心与否，怎么着也都是可以维持的，有了退路，人在选择变化的时候就显得特别游移，即所谓患得患失，因为对职业的重新定位和转型必须以“失”为前提，放弃现有的就是“失”。所以，有人说三十五岁到四十五岁是“职业更年期”，尤其对于白领阶层，在笔挺的衬衫领子下面，浮来浮去的都是焦躁、犹豫和彷徨。 　　许多时候，要攀上一座更高的山峰，纵览一片更开阔的风景，首先得从目前的位置上走下山，都说“懒得动”，实际上那只是一个托词（从不知足的人性本能来看，又有几个人对现状真的满意），不是不想攀高，只是走不下去，所以中年最大的问题就是拿得起，但放不下。放不下一段似乎缠绵的感情，放不下已经拥有的职位，放不下那片尚未平息的掌声……尽管知道感情已经不再精彩，职位已经味同嚼蜡，掌声终究要稀落寂静下去。 　　“观书当自出见解，处世要善体人情”，中年的见解大都来自对人情世故的体会，所谓“实践出真知”，和职位一样，阅历是中午的财富，也是中年的包袱。所以男人到了中年，总是变得格外胆小，性情不敢纵，名节不敢污，权贵不敢忤，“黑白善恶，只宜在心，不宜在口”。棋到中盘，诡异多变，弈者如履薄冰，处世若不是“善体人情”，很

（一） 书籍是女人永恒的情人，不弃不离，始终如一，它永远都在奉献，从不求回报。 　　书籍是女人永远的护肤品，没有失效期。它不但护肤而且护心。对女人来说，世界上内外兼护的东西唯有书籍。 　　书籍还是女人保持自己魅力的法宝，一个和时代同步的女人，肯定是一个爱读书的女人，她从里到外都散发着迷人的风采。 （二）　 每一个女人都应当经常问自己：我是谁？我想从生活中得到什么？一个已婚女人如果想在丈夫和孩子之外还拥有属于自己的目标，这是女人最好的结果。 　　女人不应仅仅属于家庭，她首先要属于自己，然后是家庭，是社会。这样，女人的生活才是最完美的。 （三）　 家庭绝不应该是一个女人的终点，应当是女人的加油站。当自己的爱情、亲情、友情都能满足的时候，女人身上会迸发出超人的毅力，促使她去完成她生命中的另一次飞跃，那就是超越自我的束缚，为社会、为人类去创造属于自己的神奇。 （四）　　 女人是听觉动物，喜欢甜言蜜语。男人是视觉动物，喜欢用眼睛恋爱。任何一个能说会道的男人都容易将女人俘获。当过起日子的时候，女人才发现说得好听，远远没有做得好看更让人舒服。 （五）　 爱一个男人，女人会朝思暮想，看天，天空有爱人的影子，望水，水中有爱人的倒影。她把爱人幻想成白马王子，幻想成无所不能的英雄。 　　爱上一个女人，男人绝不会放弃他眼中的比较：这个女人更好看一点，那个女人更漂亮一些。朝秦暮楚是男人的本性。 （六） 女人总是天真地向往天长地久的爱情，尤其是有情人终成眷属之后，总想男人会让自己一成不变地幸福下去。可世上哪有这样的事情啊！世上变化最快的就是婚姻中的男人。女人一定要有这样的思想准备：男人变，你也要变，只有变化才是这个世界上永恒的事情。只有在变化中，女人才会明白生活中的许多真理。女人往往把独立和撒娇对立起来，仿佛独立的女人就不应该撒娇，其实是大错特错了。独立是女人的社会身份，撒娇是女人的人性本色。女人不像个女人，你有再多的成功，挣再多的钱又有什么意思呢，男人是不会喜欢这样的女人的。 　　男人不喜欢，女人不幸福，就会恶性循环下去。在婚姻中，女人感受不到幸福还有什么成功可言呢？ （七）　 做一个有价值的女人，是女人一生永恒的目标。它不会因暂时的成功而忘乎所以，它像一个方向，指引着女人永远向前。 　　成功只能是人生的某一个阶段

“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来填！” ——孙连仲（第2集团军总司令） 　 　　【在台儿庄战役中，防守庄内的第31师损失惨重，师长向孙连仲请求把部队撤出庄子的时候，后者这样回答。】 　　 　　“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 ——周同（腾县县长） 　　【台儿庄会战前期，防守腾县的122师官兵损失殆尽，师长王铭章阵亡的消息传到后，周同登上城墙坠城自尽。】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 ——戴安澜（中国远征军第200机械化师师长） 　　【戴安澜的出征誓言。三个月后，他在缅北丛林中壮烈殉国。他的部下一直抬着他的遗体在丛山峻岭中跋涉了1个月，终于帮他完成了“魂归故国”的愿望。】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 “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弟兄们！大家要杀敌报国啊！” ——张自忠（第33集团军总司令）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阎海文（空军第5大队第25队战斗机飞行员） 【1937年8月17日，奉命轰炸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完成任务后，不幸被高炮击中，被迫跳伞降落到敌人的阵地上，被数千人包围。敌人喊话逼他投降，阎海文击毙日军数人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 　　 　　“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杨森（四川省主席） 　　【这是杨森对即将出征的川军官兵的战前动员。】 　　 　　“男儿欲报国恩重，沙场捐躯是正道！” ——李家钰（第36集团军总司令） 　　【这句诗是在他上前线的时候写给其妻子的信件中，表明已经抱定为国家捐躯的决心。1944年5月21日，他在豫中会战中阵亡。】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孙立人（新38师师长）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在缅北展开反攻。当部下请示如何处理73名日军俘虏的时候，孙立人下达了这个命令。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当然在劫难逃。据美国某机构统计，在新1军抗战的整个过程中，

同学聚会众生相 金后子 不知从何时刮起同学聚会之风的。大学中专的同学聚，中学的同学聚，小学的同学聚，各类培训班的同学也聚。反正只要有题目，有人操心张罗，就能聚。 　　同学聚会大都选在春秋之际的一个周日，天气宜人，心情舒畅。无论哪个层次的同学聚会，整个活动都是分三步走的，问好叙旧，吃饭喝酒，告别握手。 　　一 旦聚会的日子确定后，别管东西南北，别管男女老少，只要无特殊情况，这一天都会来的。来归来，但往往是男同学比女同学到的早；外地的同学比本地的同学到的早；家远的同学要比家近的到的早；组织者要比“瞎蹭”的到的早。 　　最后出现在同学们面前的，是极少数干了一官半职或发了大财，逢场合习惯晚到的家伙。他们西装革履，皮鞋锃亮，头发一丝不乱，车一直开到聚会地的门口，在一帮追逐者的簇拥下，缓缓走进大厅，微笑着，与早到的同学一一握手。这时，躲在一旁的女同学也会积极地走向前去，抛上一个媚眼，表示对成功者的羡慕和敬仰。可“成功者”对别人恭维和羡慕，却视而不见，以最大限度地表现出自己的傲气和对众人的蔑视，找的就是这种感觉。 　　如果这时你能静下来的话，就会看到有两小撮人对恭维、热闹的场面是无动于衷的。一部分是那些在校时学习特别优秀的男同学，走向社会后，虽因自己的固执、呆板、于公于私都混得一塌糊涂，但他们骨子里就有的，“宁经霜打不失节”的竹子精神仍然保持着，是不会受市俗的东西所左右的。他们参加同学聚会的目的，就是见到自己的同类，以畅快淋漓尽地探讨业务或技术方面的问题，或慷慨激昂地痛陈时弊，以抚平彼此心灵的创伤。还有一部分人，就是性格特别内向的几位女生，她们对待同学聚会是消极的。既然来了，就悄悄地隐在房子的一角，手拉着手，低声地诉说着离愁，交流着相夫教子的经验。尽管门口的笑声震耳欲聋，但对于以上的两伙人是无关紧要的，他们最多朝着沸腾的场面投来轻轻的一瞥，了事。 　　有时同学聚会也会喊上个别老师参加，所选对象多是最后一个班主任或同学们普遍尊敬的真才实学者。老师被请的场合是少的，特别是已经退休的老师，能参加同学的聚会，也算是“过年”了。他们会特别重视，特别激动，以至写出“昔日莘莘学子，今天祖国栋梁”之类的句子，在发言时，颤抖着手读出。 　　一阵阵握手，拥抱，寒暄，说笑之后，开始进入聚会的主题——同学座谈发言。有的同学

赵朴初说佛 朱洪 -------------------------------------------------------------------------------- 　　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 　　缘起论或者因缘观是佛教的根本原理之一。 　　因，涉及主体的性质、成分与作用，故谓之因。 　　缘，如因缘、所缘、等无间缘、增上缘，皆关系之缘。 　　因缘和合而生法。 　　赵朴初曾在题为《诗歌及其与佛教关系漫谈》的演讲中说：“佛教的宇宙观是不承认字宙是上帝和神创造的，它认为万事万物都是因缘而起的，‘缘’解释为现代的语言就是关系与条件，释迦牟尼解释‘缘’为‘此有吾必有，此无吾必无；此生吾必生，此灭吾必灭。’比如讲，有主人必有客人，有客人必有主人，这样一种相互依存的关系。”“佛教把事物的形成分解得很细微，认为一切存在都是由很细微的东西凑合而成的，都是因缘而合起来的。” 　　佛教讲“众因缘生法，我说即是空”，既然一切由因缘而起，即不是因佛而起，所以，佛教不等于主观唯心主义。同时，佛教不承认上帝和灵魂，即最初的原因，不是主观唯心主义的“我”，也不是客观唯心主义的“造物主”，而是客观世界本身。 　　朴老曾吟诗谈到这中间的区别：“一切因缘生，一切因缘灭。而云皆由佛，岂不是胡说？”“胡说”入诗，在朴老是唯一的一次。从考虑问题一向严密的朴老严厉的口气看，这个观点十分重要，涉及到对佛教本质的理解。 　　他写遗嘱，也明确要求不讲“安息吧”一类话。 　　佛教解释人际遭遇等，也从因出发。在《佛教常识答问》一书中，赵朴初说：“佛说世间有无量的苦，苦不是孤方的自己生起来的，也不是造物主给予的，也不是偶然的，而是有因缘的。” 　　事物皆由因缘而起，但佛教不否定佛教徒的后天努力（主观能动性），不否定佛教徒修持工夫，从而将客观的“因缘”与佛教徒后天努力结合。这也是高僧和一般僧人虽然都信佛，但最后境界不同的原因。朴老吟诗“缘生缘灭有由来，终赖慈心熄祸灾”，即讲佛教徒个人的“慈心”，与最后能否“熄祸灾”有直接关系。 　　佛教抽签，常言“信则灵，不信则不灵”，也属此理。 　　落落随缘去往身 　　赵朴初的因缘观也是随缘观。 朴老在书房工作 　　白云

真理至高至圣吗？其实, 真理固然可贵可爱, 但知识学更高的境界是要达到心灵的自由。 荷兰哲学家斯宾诺莎（1632～1677年）在他的著作《伦理学》中讨论了理性的力量和心灵自由的问题。 他认为, 人的理性力量是可以获取真理的, 真理就是符合对象的真观念。但是, 人不应止于获取真理，而应通过不断扩大和深化对真理的认识走向自由——他首先提出的是心灵自由——的王国。“心灵认识的事物愈多, 便愈知道它自身的力量和自然的法则。” “凡是一个可以真正看成智人的人, 他的灵魂是不受激动的, 而且能依某种永恒的必然性认识自由, 认识神（按,“神”指事物的本质——引者）, 也认识事物, 他决不会停止存在, 而是永远享受着真正的灵魂的满足。” （ 《十六～十八世纪西欧各国哲学》第240页、第346页，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这种追求可以使人把外在强制的必然性转化为内在自觉的必然性, 从而成为自己的本性, 由此本性决定而作出的活动, 属于自主活动, 这样就达到了心灵的自由。 不过斯宾诺莎体验到，要达到这一心灵的自由并非一桩易事：“我所指出的足以达到这个目的道路好像是艰难的, 但是的确是可以寻求得到的道路。从这条道路那样很少被人发见看来, 足见这条道路的确是很艰难的。……但是, 一切高贵的事物, 其难得正如它们的稀少一样。”（同上书，第346页） 斯宾诺莎可惜未读到过中国的经典《论语》, 否则他必定会欣喜地发现, 中国大儒孔子就是一个找到了这条通路的人。 孔子说：“吾十有五志于学, 三十而立, 四十而不惑, 五十而知天命, 六十而耳顺, 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从心所欲不逾矩, 便是孔子从十五岁志于学起, 直到七十岁, 才达到的那种知识学上的心灵自由的境界。 矩者, 就是规矩、法则；从心所欲, 就是随心所欲、任性而为。随心所欲、任性而为而不打破规矩、法则, 看似矛盾, 却不违理。因为, 自由是对必然的认识。 比如说, 弈棋必须遵循有形的规则、套路和无形的棋理, 初学者会产生约束感, 而高明的棋手已没有了这种感觉, 他当然仍按规则行棋, 他下出来的棋在初学者看来, 其套路已无迹可求, 棋理甚至有违反的嫌疑, 当一对高手过招时, 常能在小小的纹枰之中下出天马行空、变幻无方的棋局

毛泽东与人“争夺”名著碑帖 1937年秋，左翼作家舒群来到山西，任八路军总部随军记者并担任朱德总司令的秘书。在行军途中，于日本空军狂轰滥炸后的废墟里，舒群竟然拾得莎士比亚的《汉姆莱脱》、《奥瑟罗》、《李尔王》、《仲夏夜之梦》四本书，另有《石索》、《三希堂》残帖各两卷，这令舒群喜出望外，如获至宝。 　　1938年初春，舒群来到延安，在凯丰同志处，舒群认识了素有苏区和长征才子之称的朱光。两人一见如故。 　　这一天，乘着饭后的酒兴，朱光竟然大大咧咧地领着舒群跨入毛泽东住处。毛泽东放下案头工作，故人邂逅般地款待了头一次见面的舒群。面对心仪已久的伟人，舒群倾尽挎包中珍藏数月的名著和法帖，献给毛泽东。 　　毛泽东一见，自然喜不胜喜。却不料，一旁的朱光向毛泽东提出了“见面分一半”的要求。毛泽东听了，脸上作忿激状，口中连连斥曰：“岂有此理！岂有此理！”接下去，年轻的一个以“南国社元老”为名强索，年长的一个以“马克思信徒”自居，声称“拥有莎士比亚的所有权”……朱光与毛泽东，就这样面红耳赤地你争我抢，各不相让，把在一旁的舒群直看了个目瞪口呆：原来，伟人也罢，领袖也好，同样是性情中人！争论的结果是来了个平分秋色：朱光索取了《奥瑟罗》和《李尔王》，以及《石索》碑帖。毛泽东则无奈地摇着头，苦笑着留下了《汉姆莱脱》和《仲夏夜之梦》，以及《三希堂》的残帖。 （摘自8月28日《解放日报》作者秋石）

“疯子”黄侃 居闲 　　黄侃，湖北蕲春人，师事国学大师章太炎，擅长音韵训诂，兼通文学，历任北京大学、东南大学、武昌高等师范、金陵大学等校教授。他与因性格落拓不羁、被黄兴骂为“害了神经病”而得“章疯子”之名的章太炎，以及因经常不修边幅、衣履不整、不洗脸、不理发、活像一个疯子的刘师培，被时人称为“三疯子”。 　　三不来教授黄侃在武昌高师任教时，元配夫人王氏去世，黄绍兰女士继配。二人虽经山盟海誓而结合，但因小事而反目，以至分居。武昌高师学生黄菊英和他大女儿同级，常到他家来玩，以父师之礼事黄侃，黄侃对这个女学生也很好。日子一久，竟生爱恋，不数月，二人突然宣布结婚。朋友们都以“人言可畏”劝他，他坦然地说：“这怕什么？”婚后不多时，他转到南京中央大学任教，在九华村自己建了一所房子，题曰“量守庐”，藏书满屋，怡然自乐。他和校方有下雨不来、降雪不来、刮风不来之约，因此人称他为“三不来教授”。 　　千里舆梓黄侃事母至孝，不管他母亲是从北京回老家蕲春，还是由蕲春来到北京，他都要陪伴同行。而他母亲又离不开一具寿材，他便不厌其烦地千里迢迢带着寿材旅行了。真是奇闻！难道偌大一个北京城还买不到一口寿材？当然不是。那具寿材上有他父亲黄云鹄老先生亲笔写的铭文，黄侃来回旅行随身必带寿材，实为使然。后来，他母亲死了，他悲痛欲绝，按照古礼服丧，才了结此事。 　　随后，黄侃又请苏曼殊给他画了一幅《梦谒母坟图》，他自己写了记，请章太炎写了题跋。这幅画也成了他的随身宝物，片刻不离。 相骂相识 　　黄侃20岁时留学日本，恰与章太炎同住一寓，他住楼上，章太炎住楼下。一天夜晚，黄侃内急，来不及去厕所，便忙不迭地从楼窗口往外撒尿。这时，楼下的章太炎夜读正酣，蓦地一股腥臊的尿水像瀑布般往下飞溅，禁不住怒骂起来。黄侃不但不认错，还不甘示弱，也报之以骂。他是贵公子出身，年轻性躁，盛气凌人。 　　章生性好骂人，两人本都有疯子之称，真是章疯子遇到黄疯子，一场好骂，而且越骂越起劲。然而“不骂不相识”，通名报姓之后，话锋转到学问上面，一谈之下，才知道章太炎是国学大师，黄侃便折节称弟子。 　　章太炎生平清高孤傲，对黄侃却颇多嘉许，他劝黄侃著书。黄却谓须待50岁后再从事纸笔。1935年，黄侃50岁生日，章太炎亲赠他一副对联云：韦编三绝今知命，黄绢初成好著书。 　　对联内无意

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　一直到周恩来、毛泽东辞世以前，唐闻生和外交部的另一位风云人物王海容作为优秀的翻译，几乎参加了这两位伟人与来访各国政要、知名人士的所有会见，在外交界乃至中国政坛崭露头角。她的倩影总是在毛泽东和周恩来的身边出现，可以说见证了70年代中国外交史上的重要时刻。　 　　三年轻松读完北外五年的课程　 　　唐闻生的父亲唐明照早年就读于清华大学，后赴美国加州大学深造，在大洋彼岸为党的事业奋斗了十余年。母亲张希先出身华侨世家，曾是燕京大学“一二·九”爱国学生运动的先锋。他俩在异国结为伉俪。1943年春天，在布鲁克林区一家普通的产科医院，一位小女孩呱呱坠地，她就是唐闻生。　 　　朝鲜战争爆发后，为了避免麦卡锡主义的迫害，根据周恩来总理的指示，唐明照挈妇携雏于1952年返回祖国，先后在外交部、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以及民间团体任职。　 　　唐闻生美好的童年是在纽约曼哈顿岛上的格林威治村里度过的。6岁那年，父母把唐闻生送进了纽约一所颇有名气的“小红屋小学”。虽然只有短短两年，但她却在这儿受到了良好的教育。直到今天，唐闻生仍怀着深深的依恋之情说：“那里教给我很多东西……”　 　　回到刚获新生的古都北京，唐闻生错过了开学的时间，在家里呆了4个月。那时候，唐明照一家住在台基厂1号??现在的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楼上是阅览室，唐闻生常去那儿独自看书。那些彩色封面、童趣盎然的儿童读物如《木偶奇遇记》等很快占据了她幼小的心灵，激起了她强烈的求知欲望。唐闻生的“师傅”冀朝铸(前联合国副秘书长、驻英国大使)和太太汪向同新婚之初，曾与唐家比邻而居。当年唐明照在大洋彼岸时，和冀朝铸的父亲冀贡泉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　 　　第二年开春，唐闻生插入北京东城区明明小学三年级继续自己的初级教育。三年后，品学兼优的唐闻生考入北京师大女附中。当1962年初夏唐闻生从这所有名的学校毕业参加一年一度的高考时，已出落成亭亭玉立的清纯少女。　 　　豆蔻年华的唐闻生轻松地拿到了北京外国语学院(现为北京外国语大学)英语系的录取通知书。唐明照夫妇十分注重对女儿的教育。父亲曾给女儿借来很多苏联出版的英文读物：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莎士比亚的《暴风雨》等。每次出国开会途经莫斯科，唐明照总是买回许多足以令唐闻生欢呼雀跃的好书。故而当1962年夏唐闻生迈入“北外”

台儿庄震敌胆 勇士出泾阳--访老兵仵德厚 s* ~ OE4w 　5月的关中平原荡起了金色的麦浪，一片丰收祥和的景象。 fjp@LO$5Z! 　　泾阳县嵯峨山下的一座小山村里，鸡鸣狗吠，打破了夜的寂静。95岁的仵老汉起了个大早，穿上他那件略显破旧、却依然笔挺的深蓝色中山装，拄着拐杖从农家小院的破木门里走了出来，向村西头的田间小路走去，步履蹒跚，小心翼翼。 Z). 0f?oW ?E6`C CM6) 　　村里人说仵大爷在“出操”，村小学的孩子们每天都出操。 h}X0 ~ E. zL `<<9EC 　　30年了，每日如此。不同的是，仵老汉的“出操”由跑步变成了疾走、由疾走变成了慢走，而如今只能在家附近转转。 3_"g* @ y z RDLJ ?z 　　“仵大爷，又出来锻炼啦！”一位去地里劳动的村民打招呼。在村里人看来，仵老汉和村里的其他老汉有些不同，喜欢看书、不做农活，而且每天都坚持出来跑步，但30年来，老汉从没有向村民讲述过他的过去，也没有人主动去问老汉。 -a j+B0a : W =- ar} 　　仵老汉继续向前走，看看层层的麦浪，思绪飞到了60年前，那个硝烟弥漫的年代。当时，他身穿戎装，带着身背大刀、背挂手榴弹、枪上刺刀的“西北军”征战南北，在台儿庄战役中，仵老汉带着40名“敢死队”队员，冲进城内，奋勇杀敌，出城时仅剩3人。 ; b qw"u o lBon f-Xc 　　60多年过去了，昔日的战友已经牺牲，而仵老汉还活着，想到这些，仵老汉眼角湿润了。 l b S}2NF E7?4UZ4e=F 　　仵德厚，这个95岁的老人，国民党时期的“少将师长”，二战期间荣获甲种一等“嘉禾奖章”、“华胄荣誉勋章”和“宝鼎二等勋章”。一生经历了士兵、将军、囚犯、工人、农民的身份转变，却没有和两个妻子过过一个春节的老人。而就是这个老人，曾经在台儿庄战役中，率40名“敢死队”队员冲进城内，与日军交战，成为“台儿庄战役”至今惟一幸存的指挥官。 　 #{=.A=n (L _?j&not;=C^ J\ 弃笔从戎 踏上从军之旅 ,&not; #p -!%? @ suD |t 　　仵德厚祖籍泾阳县，1910年出生在三原县，父亲曾在县里一家名为“怡丰汇”的商号里做徒工，一家人艰

张载的几句话：“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些年又经常被人提起。这几句话确实好，吞吐宇宙的浩然大气，经世致用的实际精神，振衰起颓的文化责任，乐观清正的社会理想，都在这里面。于右任当年和李宗仁、孙科、程潜竞选副总统，把这几句话写了几千张条幅，遍赠国大代表。可惜，时不我与，势不我力。于右任“道不行，乘桴浮于海”，还是被强力挟持着。梁披云等学生晚辈曾经劝他到南洋当隐士，是不知道他的心底幽微。看他晚年的那些诗：“不信青春唤不回，不容青史总成灰。低徊海上成功宴，万里江山酒一杯。”“破碎河山容再造，凋零师友记同游。中山陵树年年老，扫墓于郎已白头。”虽是悲歌感慨，总不脱儒者情怀。再且看于右任写于1958年的这首诗：“能养能生共几何，不教饭碗引干戈。将来麦子木瓜大，四季开花结实多。”朴质天然的民本思想溢于笔端。他在抗日战争胜利之时还曾写下一首散曲：“几章民治残诗，几页人豪战史，名儒名将兼名士，时代光明创始。”综而观之，这不是张横渠那几句话的现代翻版吗? 　　因为张载而有“关学”。张载是北宋时期最有影响的五位儒学大师(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之一，以后，有朱熹集其大成，使得“理学”成为中国学术史上比汉学、玄学和佛学更加昭帜的“正统”。张载死后，还一度配享孔庙。其实，这都是身后的荣耀，张载的一生，虽然不能用杜甫的“艰难苦恨蘩霜鬓”来形容，但是也经常处于饔飧不继的窘况。他在早年最佩服的是傅介子、班孟坚一类立功边陲的“投笔从戎”之士，又有范仲淹这样文武兼资的现成榜样，德、言、功三立，俱在怀抱。范仲淹劝他一心致力于儒学，必有大成。在无涯学海中，他也曾经想在佛家和道家的学说中间寻找皈依，“又访诸释、老。累年，尽究其说。知无所得，反而求之六经”〔1〕。张载在陕西眉县的横渠乡间讲学，其规模和南方的岳麓、东林没法比，但是，他的影响则远远超越了地域局限。他在《西铭》中提出“民胞物与”学说，使程颢大为叹服，说“《西铭》明理而分殊，扩前圣所未发”，“自孟子后未见此书”〔2〕。以后接受张横渠影响者像刘古愚、于右任、张季鸾，都有一个特点：对人生社会持进取态度，处坂荡之世则谈兵论剑，由改良而趋于革命。 　　陕西曾经是汉、唐朝廷的所在地，那些时代的文化名人灿若河汉星辰。到宋以后，中国经济文化重心全部南移，陕西对全国发生影响的人物就可以说是寥若晨星，而张载以一介寒儒，

1937年7月7日，侵华日军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后，以闪电般的速度攻城略地……1938年3月，日军牛岛、川岸师团兵临山西风陵渡。 而此前，杨虎城因“西安事变”被迫出国，临行前，将自己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了结拜兄弟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芦沟桥事变”后，孙蔚如向蒋介石请战，并向国民政府和陕西民众盟誓：余将以血肉之躯报效国家，舍身家性命以拒日寇，誓与日寇血战到底！但闻黄河水长啸，不求马革裹尸还…… 　　蒋介石批准了孙蔚如的请战要求，将孙蔚如为军长的38军（杨虎城的17路军在西安事变后被缩编为38军）扩编为31军团，由孙蔚如任军团长；下辖38军（军长赵寿山）和96军（军长李兴中）；17师、177师番号保留，师长分别由耿子介、陈硕儒担任。 　　1938年7月，一支由三万多名“陕西冷娃”组成的队伍夜渡黄河，开进了黄河北岸的中条山。位于黄河北岸的中条山是一条东北西南走向的山脉，长约三百余里，它是黄河的一道天然防线。 　　这支军队在中条山坚持抗战近三年，先后粉碎了日军的十一次大扫荡，使日军始终未能越过黄河，进入西北。而我军也有2．1万人牺牲在中条山下、黄河岸边。 　　11次反扫荡中，以“血战永济”、“六六战役”、“望原会战”最为惨烈悲壮！ 　　血战永济：全营将士无一生还 　　1938年8月8日，日军牛岛师团三千余人，从运城方向扑向永济。 　　据资料显示，中条山西端的永济（旧蒲州）是晋西南名城，紧靠南北走向的黄河，与风陵渡成南北直线，是守护风陵渡的前沿要塞。孙蔚如率军渡河前，已派独立46旅旅长孔从洲先期过河，占领了永济，在城外修起坚固的防御工事，随后，又调在河西执行河防任务的警备一旅张剑平团进驻永济城，担任守城重任。 　　黎明，日军十几门大炮同时向永济城外的中国军队东原阵地开火，9架飞机盘旋着投掷炸弹。从中条山下的西姚温到黄河岸边的永乐庄，中国军队20多里的防线上火光冲天，硝烟弥漫。 　　在东原防线上指挥作战的是陕军名将孔从洲，而为了鼓舞士气，孙蔚如的军团指挥部就设在中条山的最西端、半山腰上的六官村，这里不仅“山下鼓角相闻”，而且可以俯瞰整个永济战局。 　　黄昏，日

杨虎城将军留下的西北军在抗战中的光辉历史 　■黄莉红 　　 　　1930年，中原大战后，杨虎城率部返回陕西，其部队升格为国民革命军17路军。杨虎城任总指挥兼陕西省主席，从此，17路军被称为西北军，队伍达到6万多人。 　　九一八事变后，杨虎城多次请缨抗战，反对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他强调，只有抗日中国才有出路，要抗日首先要停止内战。1936年杨虎城和中央红军达成了合作抗日的协定。 　　1936年，杨虎城与张学良多次要求蒋介石停止内战、共同抗日，在“苦谏”、“哭谏”都无济于事的情况下，张学良、杨虎城两将军决定“兵谏”。1936年12月12日，张、杨两将军发动了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扣压了在西安督战剿共的蒋介石，逼蒋抗日。为达到抗日救国的目的，张、杨邀请中国共产党并同国民党进行了三方会谈，最后达成协议，停止内战，一致抗日。 　　西安事变后，杨虎城被迫出国考察，临行前，杨虎城将苦心经营多年的西北军交给孙蔚如，并一再告诫：一定要牢记“兵谏”之初衷，一切以抗日大局为重…… 　　1937年，17路军被缩编为38军，孙蔚如任军长。由于杨虎城主张抗日的思想已深入西北军的人心，得到了广大官兵的拥护，所以全面抗战爆发后，38军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抗战第一线，在战斗中实现了杨虎城的抗日主张。 　　抗战初期的战斗 　　1937年，“七&#8226;七”事变爆发，全面抗日战争开始。孙蔚如积极请战，誓与日寇血战到底!抗战请求得到批准。7月21日，孙蔚如与38军的17师(师长赵寿山)、177师(师长李兴中)之529旅(旅长许权中)、直属教导团(团长李振西)在陕西三原誓师，宣誓：“我为中华生，我为中华死!坚信抗战必胜，誓死抗战到底!”官兵们士气高昂，热血沸腾，当日开赴抗战最前线。24日17师抵达河北深县，8月2日奉命进驻保定布防。在保定以北之漕河车站至新安镇一线阻击日军。529旅、教导团随后到河北正定。 　　9月中旬，17师与南犯的日军在漕河正面防线展开激战，阵地反复易手，日军始终无法跨过17师阵地，遂向17师左翼友邻部队进攻

西北军“破锋八刀”考 转贴: 西北军“破锋八刀”考 陈宝强 郭乃辉 （《军事体育进修学院学报》2006年4月第25卷第2期） 内容提要：中国武术以其突出的格杀功能，在民族抗争史上发挥着抗暴御侮、保家卫国的重要作用。清末民初以来，将武术引入军旅的事例并不少见，但大多没有在历史上留下太大影响，唯独冯玉祥西北军的“大刀队”，不但在军阀战争中屡建奇功，而且更在抗日战争中令日寇闻风丧胆。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运用历史唯物主义研究方法，以史实为根据，详细研究了西北军大刀术的形制、重量、训练等问题，基本廓清了西北军大刀术的来龙去脉，揭示了中国武术和武术家在社会历史进程中的独特功用。 关键词：西北军　大刀　破锋八刀　抗日战争　马凤图 （中图分类号：G8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1300（2006）02－0035－04） 一 在抗日战争中曾令日寇闻风丧胆的西北军大刀片，是顽强、勇敢的中华民族精神的绝佳体现，是中国武术史上的一座丰碑。本文以流传至今的“破锋八刀”为线索，在丰富的史料和文物基础上，结合目前保存在通备武艺体系中的手稿、歌诀和完整技术，深入考证了西北军大刀的来龙去脉。 行文之初，首先对“西北军”和“大刀队”这两个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词加以说明。 “西北军”是人们对冯玉祥军队的通俗称呼。1925年，冯玉祥任西北边防督办，其所属军队改称西北边防军，这就是“西北军”的由来。1926年9月冯玉祥在五原誓师后，冯系军队才正式被称为西北军。 冯玉祥的军队自第十六混成旅时起，历经国民军（1924年）、西北边防军（1925年）、国民军联军（1926年）、国民革命军（1927年）等多次名称变化， 1930年中原大战失败，残余部队被改编为吉鸿昌部第二十二军、孙连仲第二十六军和宋哲元二十九军等部，人们仍习惯称之为西北军。 西北军大刀队正式名称是手枪队，由于每人身上背着一把大刀，所以社会上又把它叫做“大刀队”。冯玉祥的手枪队组建于1916年，每人配备一把大刀和一支盒子枪。 后来的手枪队装备更为精良，“冯的手枪队，是从全军部队中身材比较魁梧、体格比较强壮、手脚比较敏捷者中选拔出来组成的。它的武器，是以短兵器的手枪为主，每人配备七六二自来得手枪1支、子弹200粒，七九（或六五）骑枪1支、子弹100粒，六五勃郎宁小手枪1柄、子弹5

▇真正有意义的事是表达获得了某种自由度，而不仅仅是有些真话讲出来了。……我想，这应该是80年代留在人们回忆中的一个最大亮点。 　　▇“人”字在 80年代被几代文化人高举起来，成为全社会最引人注目、最敏感、最能激发理性思考又最能寄托浪漫情怀的字眼。 　　▇“文化讨论”中表达出来的关怀，简白地讲就是关心中国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只不过“文化讨论”的理论预设是“文化形态说”而不是“历史阶段论”。 　　▇“文化讨论”有时候会让人觉得，中国当代这几十年的历史，反而被有意无意地遗漏在“传统文化”和“现代性”这两个庞大概念的夹缝之间了。 　　▇单说“文化人”，80年代也并非专属于我的同龄人——“知青一代的文化人”。老一辈的文化人自不必多说，想一想《读书》杂志的创刊过程就可以了。更年轻一代的“文化人”我了解不多，但也想举两位在1989年相继去世的诗人为例。一位是自杀的海子，一位是病逝的骆一禾。 1 　　阿城说他不赞成以十年断代的划分法来回顾文学艺术活动：“单从八十年代划分，有点儿难说了。”（见查建英《八十年代访谈录》，以下简称《访谈录》）我原则上同意他的这一看法。不过我觉得，中国20世纪的80年代也许是个特例，因为它前后都界限分明。人们不难同意，那被人泛称为“八十年代”的十来年间，整个社会生活无疑有一种让人念念不忘的特质，即便我们一时说不清楚那到底是怎样的一种特质。 　　具体说到文学艺术领域，《棋王》等等作品，当然不会是昼夜之间拔地而起的，它们是20世纪60年代、70年代多年酝酿的产物。但是，毕竟是在80年代，它们这才得以破土而出。对于文学艺术乃至整个社会生活来说，表达可不是一件小事情！80年代因此和70年代、60年代、50年代判然有别。 　　1980年，《中国青年》杂志社发表了署名潘晓的文章——《人生的路为什么越走越窄？》，在年青人当中掀起了一场“人生观大讨论”。20年后（2000年）人们纪念这场讨论时认为它的意义在于“讲真话”。但依我之见，最值得纪念的还不是潘晓们讲了“真话”，而是《中国青年》突破了某种言论禁忌，让一种不同于统一口径的声音得到公开表达。这一点当时就被人们意识到了，否则就无法理解，潘晓灰暗低沉的论调竟引起奔走相告的热烈反应，仿佛“人生的路越走越窄”是一件令人振奋的事情。 　　其实，“讲真话”是一个容易引起歧义的说法

1980年8月21、23日，邓小平同志会见意大利记者奥琳埃娜-法拉奇时，对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做了重新评价。以下是谈话内容： 　　奥琳埃娜-法拉奇：天安门上的毛主席像，是否要永远保留下去？ 　　邓小平：永远要保留下去。过去毛主席像挂得太多，到处都挂，并不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也并不能表明对毛主席的尊重。尽管毛主席过去有段时间也犯了错误，但他终究是中国共产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拿他的功和过来说，错误毕竟是第二位的。他为中国人民做的事情是不能抹杀的。从我们中国人民的感情来说，我们永远把他作为我们党和国家的缔造者来纪念。 　　奥：对西方人来说，我们有很多问题不理解。中国人民在讲起“四人帮”时，把很多错误都归咎于“四人帮”，说的是“四人帮”，但他们伸出的却是五个手指。 　　邓：毛主席的错误和林彪、“四人帮”问题的性质是不同的。毛主席一生中大部分时间是做了非常好的事情的，他多次从危机中把党和国家挽救过来。没有毛主席，至少我们中国人民还要在黑暗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毛主席最伟大的功绩是把马列主义的原理同中国革命的实际结合起来，指出了中国夺取革命胜利的道路。应该说，在六十年代以前或五十年代后期以前，他的许多思想给我们带来了胜利，他提出的一些根本的原理是非常正确的。他创造性地把马列主义运用到中国革命的各个方面，包括哲学、政治、军事、文艺和其他领域，都有创造性的见解。但是很不幸，他在一生的后期，特别在“文化大革命”中是犯了错误的，而且错误不小，给我们党、国家和人民带来许多不幸。你知道，我们党在延安时期，把毛主席各方面的思想概括为毛泽东思想，把它作为我们党的指导思想。正是因为我们遵循毛泽东思想，才取得了革命的伟大胜利。当然，毛泽东思想不是毛泽东同志一个人的创造，包括老一辈革命家都参与了毛泽东思想的建立和发展。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思想。但是，由于胜利，他不够谨慎了，在他晚年有些不健康的因素、不健康的思想逐渐露头，主要是一些“左”的思想。有相当部分违背了他原来的思想，违背了他原来十分好的正确主张，包括他的工作作风。这时，他接触实际少了。他在生前没有把过去良好的作风，比如说民主集中制、群众路线，很好地贯彻下去，没有制定也没有形成良好的制度。这不仅是毛泽东同志本人的缺点，我们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包括我，也是有责任的。我们党的政治生活、国家的政治生活有些不正常了，家长制或

毛泽东生前在其著作、讲话、谈话或诗作中曾评点过许多重要历史人物，包括他的部下。毛泽东是一位伟大的战略家，能够进入他的视野，获得他的直接评价并非易事。而一个人能得到他多次评价，并且主要是肯定性的评价，则更是难上加难。邓小平恰恰就是一位多次被毛泽东论及并给与高度评价的人。根据有关资料记载，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毛泽东至少七次直接评价邓小平。这些评价，比较清晰地展示了毛泽东心目中邓小平的品格、才干。 毛泽东第一次评价邓小平是在“八大”召开前夕。新中国成立后，邓小平先是主政西南，任中共西南局第一书记。1952年奉调进京，任政务院副总理。1954年在党的七届四中全会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秘书长、组织部长，1955年4月，在党的七届五中全会上被补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1956年，在筹备召开“八大”的过程中，邓小平又被推荐担任新设立的总书记一职。正是为了推荐邓小平任总书记，1956年9月13日，在七届七中全会第三次会议上，毛泽东讲了一大段评价邓小平的话，他说：“我看邓小平这个人比较公道，他跟我一样，不是没有缺点，但是比较公道。他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你说他样样事情都办得好呀？不是，他跟我一样，有许多事情办错了，也有的话说错了；但是比较起来，他会办事。他比较周到，比较公道，是个厚道人，使人不那么怕。他说他不行，我看行。……这个人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他犯了错误对自己很严格。他说他有点诚惶诚恐，他是在党内经过斗争的。”这里，毛泽东用了一连串的“比较”来评价邓小平：比较公道、比较有才干、比较能办事、比较周到、比较顾全大局、比较厚道、处理问题比较公正。这个评价相当全面，相当高了。尤其令人瞩目的是，毛泽东还拿邓小平与自己相比较，相提并论，赞赏之情溢于言表。 毛泽东第二次公开评价邓小平是1957年底在莫斯科。1957年11月2日到21日，毛泽东赴苏联参加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祝活动并出席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在与赫鲁晓夫会谈时，毛泽东说：“我不想当主席了。赫鲁晓夫就问他：谁来接班呢？有这样的人吗？有！主席讲得很清楚，有！我们党内有好几位同志完全可以，都不比我差。接着就一个一个地点名，说第一个是刘少奇，第二个是邓小平，谈到邓小平的时候，毛泽东讲，这个人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是我们党内难得的一个领导人才。”(文献纪录片《邓小平》解说词)原则性，代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