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文化发展是大势所趋

六、GMP认证劳民伤财，使许多企业陷入困境 中成药剂型改革是应该推行的，但应以提高中药的疗效为主。中药治病，除了以汤剂为主外，还有丹、膏、丸、散等剂型。这些剂型都是经过长期的实际使用并有独特疗效才加以传承下来的。现在，有些人认为古老的中药传统制剂傻、大、黑、粗，携带和服用不方便，便对中药传统剂型进行了大规模的改革，实行中药西制，以适应现代化的需要，但中药传统剂型改革必须坚持其疗效不能降低为原则进行。现在，藿香正气水有十一个新剂型，但很多剂型的疗效远比不上传统的藿香正气水。感冒药有上百种之多，不分风寒风热，不少产品疗效平平。特别是已被国家中医药局和国家药监局列入科研项目的“颗粒配方饮片”，从1995年开始进行科研，花了不少钱，至今还未得出结论比汤药疗效好，国家药监局也下文进行推广，并批准了不少厂家生产，“颗粒配方饮片”，历经十年科研得不出结果的项目，作为国家药品监督部门就推广，这怎么与科学发展观也扯不到一块，更没有体现决策民主科学化。在几次召开有关专家座谈会商讨此事时，有关单位和有关领导就不允许持不同意见的专家发言，有的还私下个别做工作。这样的研讨会本来不应该让生产厂家参加的，都邀请了生产厂家参加。有关部门和领导及有关人员也接二连三往厂家跑。这究竟是产品先进还是某种利益在起作用？这也是值得深思的。现在，不少中成药厂经过GMP改造后负债累累，无力研制新产品，于是便走仿制和改变剂型的路子，又一次出现了大规模低水平重复的现象，使中成药发展的路子越走越窄，竞争力进一步下降。有个企业反映，他们生产的一种保健品出口很好，但在GMP改造中，药监部门规定要购进一些他们从来没使用过的检测设备，花了几千万元，然后才在GMP验收中获得通过，但通过GMP验收后，他们生产的品种仍然照过去的程序进行，这些先进设备一次也未使用过，都闲置在一边，但他们的产品出口仍然十分受欢迎，没有像有些领导和媒体上所讲的受到国外抵制。但由于把GMP改造和新添置的设备计入成本，其产品的价值比以往高出一倍多。于是该企业的领导如此讲：我想在推行GMP改造中，可能国家有关部门和有关人员承担有给国外企业推销设备的许诺。据测算，整个医药工业企业GMP认证已搞了三年多，花去了人民币约1200-1500亿元，投入比国家建一个三峡电站还要多。通过GMP改造，厂家不但没有什么减少，反而是生产能力扩大了三至五倍，造成医药生产能力大

“中医药学在教育上已到了后继无人的境地了。”曾任卫生部中医局局长的吕炳奎在一封向中央领导递交的信中，指出了中医教育面临的尴尬处境：“在中医药学的教育上，西医化已成为事实，并且中医药学理论被否定，大学里培养出来的学生，已不会用中医的望闻问切方法来诊断疾病了，大多学生毕业后，根本不相信中医，中医药大学的教授对他们的评价是：中医药学的掘墓人。”

何祚庥评论中医的一个准则就是:是否符合科学的原理和精神。“从这个方面来说，我是支持批评中医的，我觉得那些呼吁取缔中医的言论大多数有根有据。” “那时很多老顽固非常相信中医，对西医极为排斥。就像《家春秋》里描写的那样，西医说什么他们根本不听” “我主要就是说它在理论上落后。什么虚啊，实啊，气啊，补啊，阴阳五行啊等等，这些概念都是不准确的，不知所云。什么叫做虚火上升，什么叫做寒症，这些语言是不科学的。而且，阴阳五行、金木水火土这套理论也是不科学的” “我反对的就是中医阴阳五行的这套理论，我把它称为伪科学。如果打分的话，西医可得90分，中医只有10分”

科学只能有一种形态，还是允许有不同形态或版本的科学？在比较传统的西方学术和思想中，科学被认为是去把握在某个领域里的唯一真理的学问，所以也就认为在某一个领域中，科学只能有一种。从古希腊人开始，“科学的”就意谓着“绝对确定的”和“具有演绎性的”，因为希腊人和后来的西方人认为数学（演绎科学）是科学的典范。用这种方法获得的知识不会出错。到了近代，产生了所谓的“实证科学”。“科学”这个概念中又明确加进了实证或经验观察的维度，“科学”就既指演绎科学，又指自然科学。自然科学的特点是一方面尽量不丢掉演绎科学的特点，追求不变的和有前瞻力或构造力的真理；另一方面它要探讨自然现象，在其中找到不变的规律。总之，这种看法认为，科学的本质就是寻求一种唯一的、绝对确定的和客观的真理。因此，这种科学活动要尽量寻找一种脱离了具体生活情境和人文因素的理想状态和纯客观状态来进行，不管是数学的理想状态，还是自然科学在实验室中追求的理想状态。目前在中国最流行的就是这样一种科学观。 　　　　按照这种观点，科学找到的既然是不变的真理，那么科学发展的过程，就是一个不断积累真理的过程，越来越逼近真理。于是就造成一种乐观的进步观，认为人类的知识可以逐步逼近真理。这种看法好像是天经地义的，造成了一种对科学的崇拜，相信科学的就是不会错的，唯一的，绝对客观的。从来不去从方法上探讨一下科学真理的有效性是否有根本的限度。 　　　　其实，这种科学观是相当老旧和不正确的，自十九世纪后期就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在同一个领域中出现了很不同的科学系统，比如，非欧几何学、相对论物理学的出现。后来的量子力学还说明，在物理世界的深处，科学的事实与人为的活动是分不开的。这并没有否定科学的客观性，但却确实表明，这种客观性是有限度的。这些革命性的发现开始动摇传统的科学观和真理观。 　　　　到了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西方的科学观或科学哲学学说中就出现了一个比较大的变化。美国的科学哲学家库恩受到这些新进展的鼓舞，深刻思考了科学的本性，最后得出了影响巨大的观点。这种新的科学观认为：探讨同一个领域的不同的科学系统之间的关系不一定是一个谁真谁假或谁更真的问题，而是个谁更强、更顺应当时的知识界潮流的问题。这也就意味着，两个不同的理论可能各有自己的长处与短处，而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和不同的临场发挥中，它们的强弱是可以转化的。所以，科学的真理并不是绝对客观的、唯

我们在判断一个事物是否具有合理性的时候，为什么一定要有“科学的依据”？科学依据是否是唯一的依据？在科学依据之外，我们是否还有别的“依据”？比如我们是否可以强调“经验的依据”或者“历史的依据”？在科学的依据与其它依据发生冲突的时候，是不是一定要依靠科学的依据？在一种方法获得科学的依据之前，是不是应该先把它废掉？人们的生存，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依靠科学的？